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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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对朱自清说）在「二战」期间，美军每团以上都有「文物参谋」，攻夺意大利一个小山村，全城夷为平地，但教堂无恙；攻打法国一德军机场时，机场边上著名的大教堂，仅受了一处碎片伤。「对于文物艺术之保护是连战时敌对的国际界限也隔绝不了的，何况我们自己的文物，我们对于北平文物整理之必然性实在不应再有踌躇或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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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圭）城墙被拆除修筑环路，市区内除故宫、天坛、地坛、天安门广场等少数地点外，其余均被道路横平竖直的切割成密密麻麻的小方块。
这种想法，后来被梁思成批评为「纯交通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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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我则心中很不同意。我觉得我们国家这样大，工农业生产不靠北京这一点地方。北京应该是像华盛顿那样环境幽静，风景优美的纯粹的行政中心；尤其应该保持它由历史形成的在城市规划和建筑风格上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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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听说毛主席指示要将『消费的城市改变成生产的城市』，还说『从天安门，上望出去，要看到到处都是烟囱』时，思想上抵触情绪极重。我想，那么大一个中国，为什么一定要在北京这一点点城框框里搞工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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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专家虽然反对城市里到处都是烟囱，但是他们并不反对北京的工业化。
苏联专家把斯大林的「城市规划原则」带到这个文化古都，其内容一是「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必须是全国的大工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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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土地的国有化以及国家权力之上，确使一切计划工作的实施有了可靠的保障。于是，陈占祥也与其他同学一样，格外向往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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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占祥）说实在的，我不过是搬用英国城乡计划理论，而且当时自己也不能说吃透到多大深度，但是我们的设想的确是对保护古城有利。伦敦除了当时需要疏散人口以外，另一目的是为了保护伦敦古城，所以才有了大伦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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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专家）拆毁北京的老房屋，你们是早晚必须做的，三轮车夫要到工厂工作，你们坐什么车通过胡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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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是好城，没有弃掉的必要，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将新市区建设成如北京市内现有的故宫、公园、河海等的建设，所以我们对建设行政中心的问题是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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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把它当做一个博物馆保存下来，在郊区另辟新城，斯大林同志指出了，那些都是小资产阶级的不合实际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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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建设局）我们认为苏联专家所提出的方案，是在北京市已有的基础上，考虑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情况，及现实的需要与可能的条件，以达到建设新首都的合理意见，而于郊区兴建新行政中心的方案则偏重于主观的愿望，对实际可能的条件估计不足，是不能采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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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主张拆除者说，城墙阻碍了交通。梁思成答：
这问题只在选择适当地点，多开几个城门，便可解决的。而且现代在道路系统的设计上，我们要控制车流，不使它像洪水一般的到处「泛滥」，而要引导他汇集在几条干道上，以联系各区间的来往，我们正可利用适当位置的车门来完成这控制车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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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青岛、长春的房子就好。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指梁），这是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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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占祥）北京市应该成立地产公司，把土地按地区写出价格，越到中心区地价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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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应当是创造力的脑力劳动，这是我们这一行的基本特征，不承认这一基本特征准出毛病。」
陈占祥，1957，《建筑师还是描图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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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揽洪）其实，建筑艺术表现的美不美，或者是否合乎民族风格，并不取决于高价的材料，复杂的结构和外形，一些毫无用处的装饰。而在于艺术布局，在于比例的恰当，这在低标准的情况下也是同样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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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占祥完成建筑学的学业后，又进修城市设计，城市设计的英文是Civic Design，Civic 这个词的本意带有礼貌的内涵，按照 Civic Design的要求，新建筑必须尊重周围的环境，在旧城里盖新楼，就必须与历史风格相协调。
有了这样的学术背景，陈占祥与梁思成自然能够走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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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是毛泽东最常最爱用的数量词，如在他的诗词中，「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百万雄师过大江」，「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等。他的诗人般豪情体现在他的建筑观上，也是以「万」论之。如进城后不久他就提出建设「百万人广场」的指示，而万人大会堂之容万人，也是他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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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毛泽东确定的天安门广场的规模，梁思成表示反对。他说，这不符合人的尺度，是人掉到沙漠里了。
对于周恩来，选定的人民大会堂的设计方案，梁思成也认为不妥，他认为，在艺术风格上的优劣顺序应是：一、中而新；二、西而新；三、中而古；四、西而古。而中选方案是师法了文艺复兴之谷，是最差的一种。
梁思成还称中选方案的立面失去了尺度感，类似圣彼得大教堂在尺度上的失败，即为了追求伟大、庄严、隆重而在尺度上犯了简单放大的错误，把开间、层高，简单放大了一倍，甚至门、窗、户、壁，也同样放大一倍，使人进去之后，似乎变小，有到了巨人国的感觉。他称这种办法是「小孩放大」，是重复了历史上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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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说：「有人说大礼堂太高，人显得太渺小。天不是很高吗？我们站在天安门广场怎么不觉得自己渺小呢？」周恩来指示将大会堂内部顶端设计成圆曲而下的形式，以达到水天一色，浑然一体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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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再次提出这个方案的「西而古」问题，周恩来作答：「我们中国人民之所以伟大，就因为我们能吸收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要是古今中外一切精华皆为我用。现在问题不在于是古非古、是西非西，而在于一万人开会，五千人会餐，八个月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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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走进人民大会堂，使你突然地敬虔上肃穆了下来，好像一滴水投进了海洋，感到一滴水的细小，感到海洋的无边壮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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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10.10彭真在北京市委常委会上提出：伦敦、东京、巴黎、纽约等城市的交通都很拥挤，据说有的地方坐汽车不一定比走路快，莫斯科有些窄街道也有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吸取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大马路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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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北京规划建设大马路的时候，西方各大城市却在大力发展单行线，力求不以道路的宽度，而其密度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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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获平反的陈占祥，私下里对一些朋友发表了他对总体规划的寄望。他说，北京城市的发展，不能再一圈一圈地往外摊了，应该变「摊大饼」式的发展为「糖葫芦」式的发展，即沿交通干道跳跃式的分布、建设城镇，分担市区功能，实现有机疏散。
他仍坚守着当年梁陈方案未竟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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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3 月 22 日，陈占祥逝世。
生前他最放心不下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四十多年前因为一次不成功的翻译，致使国内学术界长期以来对城市设计缺乏明确的认识。
作为规划与建筑设计不可缺少的一环，城市设计是对城市公共空间进行的三维构想。可是，如此重要的环节，在我国建筑界一直付之阙如，使得个体建筑之间的协调失去指导，彼此随心所欲，难免面目可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