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第二次，这本还是读的有些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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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与王院士的书是两种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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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蒙·N·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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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先生在美国没有汽车，除了乘地铁和公交就是走路，他一再倡导「汽车后时代的城市」（post automobil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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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城市的形式，无论过去还是将来，都始终是文明程度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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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也是类似的，由于连接愈来愈大的系统，感知也愈来愈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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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的金字塔，作为从地球上出现的支配性体量形式的完美表现而存在。它是不变的，绝对的一个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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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建筑与此相反，是与自然保持一种和谐状态而不是支配自然的有力的表现。屋顶的凹型表现人的恭谦，表现建筑对于宇宙空间的接受，这些屋顶优雅地接受宇宙空间，并成为庭院建筑构图中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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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斯兰建筑中，形式和空间的使用又不相同。作为许多伊斯兰建筑中心的宏伟的穹窿，似乎是内部空间的一种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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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形式是体量与空间的力的相互作用在哲学上的一种表现，这种相互作用反过来又反映人与自然以及人与宇宙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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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斯兰建筑中，设想了一些装置来限定空间的范围作为实在的（常常是宗教的）要素。清真寺四角的四只小尖塔就形成了一个透明的正方体空间，与清真寺的精神融为一体，穹窿顶如此界定的空间充满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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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一连串感受的连续流，每个动作或每个瞬间总是由前一个感受所引导，并将成为即将来临的感受的序幕。如果我们承认生活的目标是获得和谐感受的过程，那么经历时间感受到的一个个空间之间的关系就成为设计的主要问题。
没有任何一个部分可以单独考虑，一定要与前后部分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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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画面的变化只是感觉体验的开始，由明到暗、由热到冷、由闹道静、空间漫溢的气息、脚下地面的触觉性质，所有这些对积累的效果都是重要的。
只有通过无休止的漫步，才能使设计者吸收城市空间的真正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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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者的课题并不在于创作建筑的立面和体谅，而是要创造一个包罗万象的感受，以促成人们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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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制度下，有如此多的监督和反对的程序，以致不考虑社区感情的可能性是极难出现的。（中国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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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个参考的框架以便为后部的形式提供尺度和度量，这就是前台效应。希腊人常采用这一方法，他们巧妙地布置神庙入口，加强纵深并限定通向神庙通道。
在中国和日本也是通过独立的门楼来体现相同意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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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飞机上俯瞰完成的设计，会给人极深的印象，因为他将观者放在设计者制作研究性模型时的相同位置上。然而当一个人实际从地面进入 Vällingby，并在城镇内走动时，他想要寻找一个集中统一组织的空间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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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秩序的几何形体，伴随着以对称格局由中心放射的结晶形态，是适应文艺复兴早期以个人为中心的世界，表达某一个人在某一瞬间的感受的。但当我们关注整个城市的经验，以及在相当长时期内的发展中的相互关系时，发现这些形式不适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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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干建立起成千上万管路运动的路线，分出枝条把生长需要的化学物质送到树叶，这可以相似的比座城市的运动系统。水分可比作车轮，起着把化学物质推向树叶的作用，并依次蒸发到大气中。由水转化为蒸汽之点，正是开花结果的所在。因此在城市中各个系统之间连接点必须加以突出，它是设计上丰富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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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运动系统还要求情绪变化和急剧变幻的印象。这可以通过频繁使用焦点和标志性的目标——或是通过一系列有确定的视觉终端成不同角度的短的段落而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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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人站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纪念碑脚下两条主要轴线的交点上，他只要绕基座移动，只不过几英尺，就能领悟纪念碑式的华盛顿的全部基本要素。在北京，除非设法通过 2 英里（约 3200 米）长通道的空间移动，否则就无法领悟它的设计。那里每一部分都是完全封闭的，一个人不可能由一个部分看到另一部分，然而它又不是任何单个的部分，而是一种有联系的整体，这就是紫禁城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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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建造两座高塔楼在联结处产生一个垂直的力，强化和突出了空间。在中世纪城市的许多造型中，可以看到这一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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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其中总有一个直接的有目的的设计是由中心广场延伸到外面某一点，牢固地固定于地区的力的一种表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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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一时期的空间设计是一个半自觉的过程，而且是一长串以坚定不移地完善广场为目的的「痛苦的决定」的结果。从第 2 图过渡到第 3 图，整个广场的南墙被全部拆除南移后重建（这样就将就钟楼基座与建筑脱离，以使它能矗立于环绕他的空间之中）这表明政府行为以尊重美学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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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
佛罗伦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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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留给艺术家们的印象是一种形式不协调的景象。每一项单体分别设计，完全无视整体环境的和谐共生，一座城市，混乱的将建筑实体矗向天空；设计处理优美而有机的中世纪城市，就像一堆废弃物一样立于魔鬼身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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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中的点的建立可能与过去存在的纪念物或建筑有情绪上或精神上的联系（罗马的情况就是如此）。他们既可以是区域或经济中的生产点，也可能是旧区中社会更新的中心。用能量的渠道或力线把这些点连接起来的概念，如克莱在下方图解中所示，不仅可以创造出自然形态美学设计的统一体（就像西克斯图斯在罗马所做的一样），而且可以在各种独立功能分布杂乱无章（如上图所示）的情况下产生一种结构关系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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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什在摄政街上设计的所有的建筑都已被清除，而他的外貌优雅的立面也被稍后时期笨重的乡村式建筑所取代。但是它们之间包含的空间容积仍然保持不变，而规划的精神、运动的挺伸仍然存在，并且证明巧妙的空间设计比建筑设计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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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所有的国家首都中，伦敦有着最难处理的城市设计结构，这是许多土地所有主进行开明的土地重化数百年的产物。联络成网的广场的微妙组合，美妙的轮廓线是特别易受损害的、特别脆弱的。
伦敦的悲剧正是在于这座城市的人民既不了解这一点，也不懂得采取措施来防范即将来临的力量对它的损害。高层建筑被容许从各色各样的乱七八糟的地方冒出来，其结果是伦敦的大部分优美景观的原貌消失了。而这种高层建筑毫无思想的增长正在继续。最富悲剧性的却是至今还没有一个优秀的规划来解决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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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幅图中，建筑都被展开成规则的严格的几何形格局，架空于乡野地面之上，小路蜿蜒自成曲线系统。
设计者不再服从土地设计的严格章法。正由于从事建筑设计和土地设计可以分开处理，大多数建筑师的兴趣又在于建筑设计而不是土地设计，于是结果就是许多建筑师专心，致力于建筑设计，完全不顾建筑的环境；不假思索的任意确定建筑的位置，无视总的设计原则。由于勒柯布西耶的伟大的设计思想，由于将建筑与土地切开的伟大的手术，我们取得了设计的新自由，然而为了它我们已付出高昂的代价，整个环境受到了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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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坛）中轴方向的运动不是通过建筑实体，而是通过简单的地面铺砌的设计去容纳和引导。朝着更强烈的圣地行进的行动的完成不是通过包围一个空间的墙，而是通过跨在铺砌的、层次分明的运动线上的一座独立牌坊，它的唯一功能就是标志出运动中的一个点或是在一串运动感受中及时标示出某一个时刻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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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许多的城市设计实例，都是在贵族拥有并运用庞大的个人权利的历史时期完成的。（权利与资本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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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芬的堪培拉规划与朗方的华盛顿规划，作一比较。两个规划时隔 100 余年，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然而格里芬避免了朗方那成问题的锐角交叉口和基地，他的做法是配合主干道调整方格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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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有着清晰明确的几何形格局的规划，不是把形式生硬的强加与地形之上，而是敏锐的调节形式以适应地形的固有奇特变化。这是一个不论交通技术有多大变化，依然能继续适应的规划，一个能够无限扩展的设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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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城市设计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过早地注重形态。形态是由设计结构推导出来，而不是应当照抄照搬设计结构。设计过程中一开始就造成任意性的形态必然会使思想变得荒谬，阻碍基本设计创新的发展。形态一经形成，就很难取消，而必然在他不该发挥作用的地方强加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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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规划设想就是要环绕现有令人喜爱的里程碑建筑和机构开辟格局鲜明的中心，并仔细布置在整个居住区的组织之中，建立有力的建筑形象和韵律，以影响周围层次划分得不那么鲜明的地区。这一切将使居住区产生识别性、忠诚感和自豪感，并作为与城市和地区取得共同识别性的纽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