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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流水 探索明日之城》摘

戴志康陈伯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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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发商的运作这一环节,资本就是导演,相关事项和相关人员(包括日常管理、建筑师、策划师、销售人员等)都是道具或者演员。因此,必然结果是,我们的城市是由资本造就,也是被资本控制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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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做到量化管理以外的城市品质的「精细化管理」和「动态管理」,尤其是无法考虑「人文管理」,这一切发生的那么合情合理,以至于几乎是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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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这些统一的基本设置,或者说「游戏规则」,城市建设要么产生混乱,要么根本搞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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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楼城市,是人围着城市规划转,城市规划围着管理模式转,管理模式随着资本转,是城市设计了我们的生活,我们被城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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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用地性质决定了社会根本无法提供功能复合的建筑产品,比如白天办公晚上居住、办公居住混合使用这种多功能模式,然而这种「不可能」的模式,却可以提高建筑的使用率,公司甚至可以为到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提供短期的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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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建筑规范和规程,规定了建筑物的基本尺寸和功能构造,就是说,规范和规定只能生产出我们所说的「大楼」。因此,城市规划,它的潜在逻辑单元,就是一个个互相割裂的、大大小小的大楼。建筑师们,则绞尽脑汁,不断翻新这些大楼的那个立面造型,变换花样。这就是大楼城市的来源和必然的宿命,因此我们很难看到比如长度和宽度超越规定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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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规定规划、规划规定单体,然后审批这些单体,这有点像某种「循环论证」颠扑不破。然而,这类巨型城市构筑,却是高度集合、功能高度复合的做法,可能是最经济、高效、最环保,节省大量不必要出行,具备就近性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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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现代化早期,我们要解决的是有无问题。量的问题,压倒了精神、文化问题,但是随着量的满足,精神需求和文化需求就成为下阶段凸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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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未来、文化、精神,听起来视乎是很遥远而又很虚的事情,但是如果察看一下我国大的历史进程,就不会觉得遥远。这里需要做一个简单的归纳:

 

  • 自1911年清王朝崩塌,辛亥革命成功,帝制废除,1926年北伐,1937年开始八年抗战,直至1949年建立新中国,这是40年的基本主题是「军事立国」,中国终于基本统一,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

  • 自1949-1978年这三十年,包括十年「文革」弯路,都是在探索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或可称为「政治立国」,摸索合乎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体制。

  • 自1978-2010这三十年来,通过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搞经济建设,并终于使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此或可称之为「经济立国」。

 

我们相信,未来的三十年,我们的主题,一定是「文化立国」,当然,中国在经济上必定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也就是说我们会以「文化中国」,成为真正的大国、强国,像古代中国曾经的那样,领跑人类文明。文化立国,当然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各个层面的综合显现。这才是民族复兴的真正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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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立国最全面有形的体现,就是城市文化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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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山水城市理论的理解和解释却十分不同。大多数认为是一种对城市环境要结合自然山水的理想化的、景观意义上的要求,严重忽略了钱学森倡导城市建设要有高技术含量的核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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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城市的三个基本支撑是:以生态的方式规划城市;以高新技术来确保生活质量;以地区的文化作为精神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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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大匡》说:「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这是古代城市规划的功能布局:把各业人等安排住在他们工作地点附近,以减少每天来往的距离和时间,并由此划定因职业决定的居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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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这两个字有着特别意义:他们是社会认知和空间认知的双重结合体。个人身份是匿名的,单位身份是显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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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单位是国营工厂、政府部门、学院、医院等。这些大院,作为城市的单元,其功能涵盖办公、生产、居住、上学、购物、吃饭、娱乐、文化活动等全部内容,也是一种追求居住、生活、工作融合的城市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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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院城市更倾向于乡村化的都市,它是政治经济学的图解、一种理想主义的城市形态,并且有着与之相配的平等(实际是平均)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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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院城市里,大院与大院之间,是并列关系,相对独立,各自成章,一院一世界。大院的空间边界——院墙、围墙承担阻隔功能。由此,院与院之间,几乎没有人流和物流的流通。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当然各自「配给自足」,无需交流和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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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市场经济当然有调节功能、优化生产资源的配置,但是,市场经济也有个初级阶段、高级阶段。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是否一定具备优胜劣汰的功能?恐怕未必。开发商队伍也参差不齐,除了极少数具备高水准、自有追求的外,总体上你是无法要求,更无法保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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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房地产的调侃)

这是一种令人震惊城市文化现象。城市、建筑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水准最直接的有形呈现。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像我们那样,如此集中、直白、大规模地引用外国建筑文化符号,而且如此毫无愧色。我们不能如此无视建筑地域特性、文化特性。我们应该站在「文化立国」的高度,审视我们的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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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当今市场经济不健康的一面。有必要强调,市场经济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尤其是不健全的市场经济。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过度依赖市场经济,造就了我们近三十年开发、建设的城市,有着严重的文化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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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小区的规划设计,几乎是一个数字问题,大量兵营式排列,就是刻板规范的不二产物。随着城市新建设的大面积铺开,原有城市的历史肌理彻底瓦解,代之于标准日照计算出来的南向布置的「行列式」,城市空间多样性上丧失殆尽。城市越来越刻板,缺少活力。可以想见我们的后代将会接收到怎样的城市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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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普利兹克奖的建筑奖给了主持小型工作室的王澍,这一方面当然可以理解为国际建筑界对中国建筑设计的某种认可,但同样也表明了国际建筑界对中国建筑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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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强调的是,西方国家的市场化,其附加条件是,健全的法制环境、法律意识、以及相应的公众对专业知识的和专业操作的认知和认同。中国的市场化,正处于初级阶段,很不成熟,有限的专业资源反而成为资本权力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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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设计必须是:既是建筑,也是规划。这两者只有一字之差,却有着根本不同。真正的城市设计应是有建筑深度的规划,而不是基于单体建筑的群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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